一直以为中国愤青源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。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、依赖心、甚至协助加害人。
其条件为：
1、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（加害者）威胁到自己的存活。
2、在遭挟持过程中，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（加害者）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。
3、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，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（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）。
4、人质必须相信，要脱逃是不可能的。
结合历代的思想封杀、信息闭塞，的确甚为相符。
然而在信息产业日趋发达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“被劫持”真像的今天，愤青的数量却好像有增无减，不由得使人产生怀疑，绝不是绑匪情结这么简单。
第六型人格又称疑惑型。
怀疑的动机值得深究。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第六型如包拯、岳飞、海瑞等等都有很多古怪的习惯。正如弗洛伊德在《精神分析论》说的“退化的伟人”。这实际上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种表现。其显著特征是：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。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，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，甚至逐渐发展到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。最经典的，海瑞在女儿接受别人食物之后，痛斥并饿死女儿，便是这一症状的典型。
当然了，愤青中的伟人毕竟是少数。那么多数人疑惑的动机又是什么呢。
九型人格研究里是这样解释的：
他们从小就失去了对权威的信任。
他们记得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有多可怕。
他们记得自己如何在强权的压迫下违背了自己真实的愿望。
长大后，这些记忆依然伴随着他们，让他们对他人的动机感到怀疑。
不由得想起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，想起“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”，疑惑的根源正是自我的丧失。终日生活在恐慌之下，又怎能不生疑呢？
如果说古代远离皇权的有识之士尚可以有一方净土，可以使自己远离疑惑的困扰，赎回自我，从而走向升华。那么在当下这个顶着共有制外衣，生下来便不属于自己，到处都是“皇帝”的现代社会，净土难寻，出现越来越多的愤青也不足为奇。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环境下，人人都无法避免第六型人格的因素。
忽然想起自己的一些经历来。从最早的“我爱中华”“解放全人类”、到后来的“靠，原来真相如此”进而愤怒、谩骂，从“左愤”到“右愤”，第六型人格似乎使得自己完全不能自我。一直到怒气消散，这才冷静下来，得以分析中西历史文化，科学宗教等等的深层次原因。
也许这才是可以让“愤青”不再如故的一条正道吧。
当他们盛怒之时，不要正面冲突，让恼怒过去后再去处理。
鼓励他们将精神转移到正面及有建设性思维上，而不停留在问题之中。
博友裹红布的麦克风 这样说“人类要破解自身的密码，太难，就像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辫子让自己离开地面”更何况从没有享受过自由人滋味的我们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并不强求“愤青”能走出山外冷静下来，从而看到自己的“愤”。
停止谩骂，需要的是思考和研究。
: 天下
